米兰· 昆德拉在1985年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曾经引用过一句犹太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之后这句谚语传遍了整个世界。上帝为什么发笑？昆德拉认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越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

这一年的凌健尚未从美院毕业，正忙着在北大参加一个群展，这也是国内能查到有资料记载他参加的第一个较为重要的展览。两年后，他去了奥地利维也纳，从那里开始，他的艺术经历跨越了整个欧洲。从圣彼得堡到杜赛尔多夫，从科隆到法兰克福，从柏林到巴黎再到伦敦……除了1993年在中国美术馆参加中国油画双年展并拔得头奖之外，他的作品几乎很少在国内露面。于是国内艺术界对于凌健的了解更多的是借助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评论文字，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这则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作为一个60年代出生的中国艺术家，在欣赏或创作一件艺术品的同时摒弃“这幅作品有哪些现实意义？它的积极因素在哪里？怎样和当前形势相结合？等等”这类时代的痕迹是很难得的一件事，这或许和凌健多年海外不同环境的生活经历有关，从而让他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进而摆脱这些被特定时代和社会所灌输的单一价值观。但是，今天的人们如果依旧带着这种思维定势去解读艺术，也正好应了那句著名的谚语。

带着这种状态，让我们在2011年1月走进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中展厅去观看凌健的最新个展“水调歌头”，当一系列女性肖像在满月般的画布和镜面中映射并荡漾的时候，观者游离其中移步换景，其自身的影像也将融入这种亦幻亦真的情境中。展览所要传达的韵味正如其名——“水调歌头”，这本是一曲词牌名，苏东坡用它唱出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咏叹，毛泽东则用它发出了“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的感慨，同一词牌可以容纳如此丰富的内容，可见即便同一个展览甚至同一件作品，观者必有不同的感悟。如果看到绘画中的女性题材，就冠之以“女性主义”，就是在探讨“男女社会关系的变迁”，这种先入为主的认知方式，可以看作是一种放弃人类自身的感知，打着理性思索的旗号进行着的偷工减料。

在凌健的作品中，对人物面部表情的刻画极为丰富同时又近乎于某种超然，在这些美丽、性感、冷漠、亦或是感伤的背后，被彰显或掩盖的扑朔迷离的人物内心世界更是让人浮想联翩。每一个人物和表情的背后都似乎隐藏着许多可能性和不确定因素，每一个观者都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对于人物表情背后所传达的内心情感，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如果在这个时候，硬要让感性直觉退到身后，理性思索成为主导，则同一幅作品又该有着太多无故加之的阐述与解释。与其如此，倒不如静下心来，仔细体会一如《别为我哭泣》系列画面中传达出的冰冷与诱惑，又如《不爱红妆爱武装》系列中的敏感与精致。这些时候，恰是感性传达的东西更为直接彻底。在其近期的创作中，特别是2006年以后的创作中，他所营造的画面由面部延展到身体直至整个女性的物质世界，骨感削瘦的身体、略显苍白冰冷的肌肤、芭比娃娃似的短发、闪耀光芒的珠宝饰物、红唇吸吮着的樱桃，充满期待诱惑的凝望，这些画面元素所流露出的情色意味依旧不能用理性来解读。

或许用kitsch这个词更能说明这些画中人物的状态，Kitsch这个词通俗翻译“媚俗”，即讨好别人的意思，而这个词更准确的意思是“自媚”，即讨好自己、迎合自己，在学界通常直译为“刻奇”，兼具“媚俗”和“自媚”二者的，就可以叫做“刻奇”。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墨守成规，反对既定思维模式，决不媚俗取宠；而今天，被称为“新潮”的东西一直是被大众传播所推动，所谓“新潮”就得不断追赶时髦，比其他人要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这种卖力第一个就体现在思索上，思索怎样才能迎合大众。这些“刻奇”一族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人类滥用思索的一个副作用。艺术家经过细腻的情感体验和反观内心，如同猎手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形象，成为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个十分具像的符号。这些符号背后所蕴涵的意味，既不该用现有的思维模式来套用，也不该以“刻奇”的方式去理解，如果一定要从这些形象中“思考”出一些意义或价值，那么上帝又该发笑了，感觉所能传达的东西，其实本不该来一次理性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