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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健访谈——张一舟

2008.08.15

张一舟

张:你从什么时候怎么走上绘画道路了?

凌:当我小的时候,我祖父是一个地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有问题。那时我五六岁,也不敢出门,出去就得挨别人打,所以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就一直待在家里,做一些小东西,画画、唱歌什么的。我的第一个画,就是用墨在我自己用竹子做的风筝上画的小鱼。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要画黑板报,那时要画雷锋、潘冬子、毛主席、工农兵像之类的。我想我可能有这个天份吧,所以就画,从小学到高中就整天做这个事情。后来改革开放后可以上大学了我就想学艺术。

张:那您有没有启蒙老师呢?

凌:我姥爷特别喜欢书法和国画。我就整天跟着他写书法、看国画。我的舅舅是搞建筑的,他是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所以有很多苏联的画册,还有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等的画册以及还有水彩、雕塑等。当时我看了好多画册,就开始临摹那些。

张:那你当时也画女孩子吗?

凌:当时没有画女孩子,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临摹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因为那时的雕塑全是裸体。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中国人那时候穿的那么严实,而西方人就可以全裸。那时候看画册也感觉特刺激,所以我总是关着门偷偷临摹裸体,然后画了就送给小男孩,父母都不知道。

张:那你后来上的什么学校?

凌:当时因为上学很难,要么留在山东,要么就到北京,北京那一年艺术类招生的只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于是我考上了那里,我那时的目的就是搞艺术。84年我跟几个朋友一起第一个展览,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咖啡馆里,北大各系的学生都去那里。展览的时候我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就在那儿聊天,谈哲学、谈政治,谈艺术。

张:那你当时受到“85新潮”的影响了么?

凌:创作上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我还记得当时学校请到劳森伯格,在学校开过讨论会。当时大家提了很多问题,我记得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像垃圾一样的东西,艺术的本质在哪?”我记得劳森伯格当时这样回答:“我只是给这个世界开了一个玩笑,所以大家都笑了。”这句话对我来说一直还是挺有影响的。

张:那你的画也是在对世界开玩笑吗?

凌:我想没有。当然我认为这个有道理,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道理。劳森伯格有他的道理,安迪沃霍也有自己的道理,但是有的道理可能个性化一些,有的就社会化一些,有的前卫一些,每个艺术家都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我现在做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一直是抵触或者排斥那种所谓的“Made in china”式的中国符号,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过这种表面的东西,所以我的画里边一直没有中国符号。但是我发现这种抵触也不对,我必须要真实地去回顾中国,或是我生长的这个年代,或是或好或坏的记忆,或是生活中一些特殊的只有我个人体验到的东西,我应该表现这些。那里面可能有符号内容在,但我并不是要在符号上做什么文章。这种符号只是代表了我的心情。

就像我是“文化大革命”长大的,我就很简单地体验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对我这样当时一个小孩子来说的意义。像我现在如果做一个作品的话,就会很自然的表现出当时那种感受。这就是一种回忆,或是当时那种所谓的理想,或是今天对那个时代的反思、批判、嘲弄等等。这是一个真实生活的完整过程。所以开玩笑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一个真实的感受。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总应该有一些真实的感受,有一点所谓的灵魂,或是所谓的时代感,或是所谓的创造性等。第一应该能打动我,然后我才有可能会通过这个作品来打动别人。就像穿衣服,自己应该感觉舒服,别人才有可能会觉得你穿得有意思。

张:那你怎么看待中国当时那种玩世现实主义呢?

凌:我认为好多事情都是一个客观的的一种发展趋势。就像在那个年代,艺术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到国外去,所以很多人都走了,比如我87年就走了,那时候因为时代的问题,感觉自己的愿望或追求,没办法实现。因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今天会是这样,所以我们只有“good-bye”,这是一种选择。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幅画叫“don’t cry for me”,就是这个意思。另一种选择就是在国内,我想当时国内他们也很苦,所以他们的心态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这个时代当时的心情,在那个时代的话,我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过了那个时代还继续这样做,或其他艺术家再跟着这样做的话,那样就不现实了。

张:那你出国前你的创作是什么样?

凌:出国前80年代那时候特时髦就是画抽象,抽象艺术当时在西方也比较时髦的,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画得挺抽象。

张:那怎么后来慢慢的转向具像,比如后来画佛画女人?

凌: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画什么都可以的。如果他足够优秀的话,他什么都能画。主要是就是你想表现什么,如果当时认为抽象能表现所谓的时代感的话,那就画抽象了。后来我发现实际上是二战以后,因为社会因素,欧美很多人就喜欢那种特别无内容,只要是漂亮的就好。但是抽象本身一开始的革命性很强,因为二十世纪之前还没有抽象。但是后来抽象就泛滥了,泛滥成连家庭妇女也可以做抽象了,那时还有所谓的西方理论,像Beuys说:“所有的人都是艺术家,所有的东西都是艺术。”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人性各方面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方式,这个是有道理的。

但是后来抽象艺术对我没有意义了,是因为我没办法表达出我的那种感受,或是我们生活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这个年代跨越如此之大,从无产阶级五六十年代我小的时候,在经济那样艰难的情况下的那种革命性的理想,到我去国外的八九十年代,发现西方经济特别发达造成了文化生活的质量的同样发达,然后到九十年代以后我再回到中国,中国也开始了物质的迅速发展,这种巨大的变化造成了我自己对很多事情比如问题、矛盾、理想冲击的一些看法。

张:那你原先画佛,现在怎么不画了?

凌:因为一个中国人最容易得到的精神支柱就是佛教。这种关于轮回的状态、对于世俗的看法方面,佛教很帮助人的。所以我当时画佛,实际上是为了我自己,我需要一个过程,对人生或是世俗的东西有一种态度,这也是用一个过程来进化我自己。在欧洲特别古老的房子里有时候有种阴气,感觉到有几百年历史,或者是有一种有灵魂的感觉。而现在在中国,我很少能感悟到这种东西。我周围的建筑全是新的,从来没有感觉到阴气。而且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也感受不到那种精神力量,一切都是物质的,和向前发展赚钱、成功失败的利益关系等等,都是一种炒作和虚假,造成了这种中国热。

张:那你在德国的时候一直在创作?

凌:我一直是在创作,开始几年是打工、上学学语言,后来就开始画画,卖画,一直是自由艺术家,现在已经和画廊合作20年了。在欧洲那么年,很多的作品比较欧洲,而在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我。

张:在德国你的画是不是挺受欢迎的?

凌:当时很好,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只有近些年,以前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只知道天安门广场、长城、兵马俑、自行车这些特肤浅的东西。他们一般不知道,因为他们也不关心。但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他们可以来中国来挣钱了,才开始慢慢关心。你是一个中国人,那你就是中国的艺术家,无论你想还是不想,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他们一看你是中国的艺术家,他们就认为你应该创作中国当代书法之类,如果你不做这些,就会比较难。那你就会很自然的做这些,这样才可以生存,如果你为了艺术性,不想那么表面地加一些符号在里面,就会稍微辛苦一点了。但我相信如果一直严肃的对待艺术,迟早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反正应该严肃的对待事情,甚至打扫卫生也是应该严肃的,这样才能有特干净的感觉。如果你的画画得好,你继续好好画,再加上其它种种原因,才华、机遇等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大家会接受的。

张:那你觉得你的机遇好吗?

凌: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也问我自己,如果当时我不出国,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也没法回答。我的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机遇也是自己把握的。中国现在的经济、文化都是青春期,也处于一种很自由的创作状态,同时又是变化的、发展的,整个变化带来的冲击,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这些都是很诱惑人的。因为在欧美,那里的发展已经比较平淡了。我回来后很有青春的感觉,也很有创作的欲望。国内的东西肯定会影响我的,所以与我在欧洲画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环境造成了艺术在变化,一个艺术品在一个破裂环境下就失去了它真实生存的价值,就是艺术必须要和现实很接近,表达很强的时代感。在你自己的文化范畴里,你可以表达得比较好,但如果你在其它的文化语境下就会很难表达,比如欧美人来中国来表现中国的时代变化就很难的,因为这牵涉到很多历史、文化、语言,价值观等等。如果Andy Warhol到中国来,他能做什么?一样的道理,中国的艺术家去到西方发展也是很难的,但也并不是没有所谓的成功艺术家,在文化、艺术、音乐、电影领域,比如成龙、李安、马友友、郎朗等等。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生活或创作的源泉或欲望那就完了,这个创作的源泉在哪里?在生活中。比如说Beuys、Andy Warhol,他们的源泉都是从当时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那种生活里来的,水平高低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是个人审美的问题,市场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去问每一个人受不受市场、商业的影响的话,没人能说清楚。所谓艺术的好坏,也根本说不清楚。

张:那你怎么又回国?

凌:我一直关注中国本身的发展和艺术的发展,所以我大约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我每年都回来,每次回来都有不同的感受,2000年回中国时去了拉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回国。2003年我已经在四合院画廊做了第一个展览,2004年才正式回来的。

张:中国对世界的诱惑是什么?

凌:我认为中国对世界的诱惑是经济的诱惑。这么多人来投资,都是因为经济。那些思想和文化艺术,只是一个假象而已,经济才是基础。

张:你在德国待的二十年对你现在创作也很重要吧?

凌:当然。二十年是很长的时间,23岁那年走的,后来在欧洲肯定受到来自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对我的创作观念、作品方向的选择等等都有影响。我看了太多西方的当代艺术,因为我每年参加大约四五个艺术博览会,就算每个博览会大约都是一两万件作品的话,一年最少也能看十万件作品,肯定对自己会有影响。另外看得多的话,那你就会对很多问题提出一些尖锐的看法。但怎么能在外界的影响下把握自我,这就看自己的能力了。

张:你欣赏的艺术家有哪些?

凌:比如国内,徐渭、石涛、范宽等都是那种很有意思的艺术家,完全是个性化的,也特别自我、高贵,他们有种很超脱的感觉。那时候的中国,传统的建筑和绘画是一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体系也是很高级很纯粹的,所以看到这些中国高级的古典文化就感觉很骄傲。

像西方的艺术家,我喜欢看感觉真实的。比方说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像苏联的列宾或者法国浪漫主义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到二战后一些艺术家,或者是像90年代伦敦的Young British Artists,到最近一些做影像和摄影的,各种各样的我都看,对我来说,我看他们的东西有的会享受多一点,有的享受少一点,对我来说也不会有大的影响。就像欣赏时装一样,只是一个文化的消遣而已。一直都有太多的展览,但对我来说不在于谁好谁坏,而在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谁做谁。我第一次看Damien Hurst时还是在91年在科隆艺术博览会上,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是觉得很年轻,因为我们年龄都差不多。97年在伦敦看到大家排队去看Saatchi做的Sensation展览,我没去,我想排那么长时候的队干吗呢?当时如果没有Saatchi做的这个展览,也就不会有现在的Damien Hurst,世界上目前很重要的艺术家。中国现在差不多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中国人去做自己的展,这是很好的事情。记得93年时我在中国参加美术馆“中国油画首届双年展”,在一个人很多的座谈会上,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能坐下来聊聊,我记得我说中国真正好的艺术是要在20年以后才会出现的,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稳定上升了,中国的人去用中国的心态去捧中国自己的艺术家,那时候才会有真正所谓好的艺术家。

这些知名的艺术家,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但艺术就是这样,像德国人捧德国艺术家,美国人捧美国艺术家,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只有民族强大、文化繁荣、也有了经济实力,你才能影响别国的经济和文化,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所谓接轨都是开玩笑的,都是自欺欺人,都是阿Q精神。我最崇拜的人是鲁迅,因为他真的说出了时代的问题和中国的弊根,他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他也是真正懂得思考而且能进行一个文化比较的人。我没法接受一个中国人到欧洲去看看威尼斯双年展就感觉好像不得了了,什么都知道了。就像一个老外在中国来只是看看长城,对中国还是无法了解。这种实际上叫幼稚,因为太表面,而且不要太有阿Q精神。总的来说中国现在情况跟“文艺复兴”时期差不多,因为水涨船高,拍卖也混乱。但真正好的艺术家是很辛苦的,所谓中国成功的艺术家也是很辛苦的,不是每天这样开个玩笑就可以成功的。

张:你怎样看待创作的艺术性和商业性?

凌:它们两个就像天使和魔鬼。有时候商业性和艺术是一致的,有时候商业和艺术是完全没有关的。我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并不是相对的,不是说艺术就不能有商业性。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艺术是崇高的,但这是开玩笑的,艺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部分。艺术家跟其他人一样,不要自以为是。

你像在西方好多艺术家都是很穷的,他们就是忠诚于艺术,只为了做艺术,因为他们喜欢做艺术,这并不是说这就比其它的职业高尚。只是可能社会需要一些艺术家。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需要很多这样的艺术家才能把这种文化留下来,所以后人举高他们,把他们搞得特别神圣。米开朗基罗、达芬奇那种生活也没有什么神圣,梵高在草地上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神圣。它只是后来的人,因为其他的原因,社会需要或者是经济社会,或者是一个国家需要文化等等的这些原因造成了后来的这种效果。就像看一下方立钧他们那时候,或者是好多其他艺术家,画画的时候是很苦的。

张:比如你画画,你是为你自己画的吗?

凌:我画画是因为画画让我激动。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我拿着画笔,这让我很舒服、有存在感。

张:画卖多少钱对您来说重要吗?

凌:卖画没有多和少,你卖多少算多?卖多少算少?有的画卖几百万这算多吗?不算多。如果有的画你卖10万,也算多,要看你怎么看了。生活需要金钱,否则不会为了经济而有战争了,人需要金钱,人也需要清醒。

张:比如说你知道什么样的画能卖高价,那你会为了卖高价而画什么样的画吗?

凌:这种事情很难做到的。艺术家做这样的事情,也有个天赋的问题。有的艺术家可以做,而有的做不到。我认为我做不到,我必须要做我自己喜欢、我自己能爱的东西,我会拿出几十个小时去做这个东西。如果我几十个小时做的东西我自己不喜欢,完全是为别人做的,这对我来说,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价值,而不是艺术的价值。这样的生活为了谁?完全是奴隶性的,我会嗤之以鼻,连看都不看。

张:那你觉得在欧洲和国内你感受到的不同有哪些?

凌:就像西方的人生观、价值观,物质和精神是协调的,我在欧洲那么多年,欧洲人性化的生活方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文化的修养那肯定不一样。文化生活也不是一个奢侈的东西,民族整个的素质上来了,比如带着孩子去博物馆,然后去喝咖啡,谈谈文化,看看话剧、歌剧,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样搞的像天堂一样。

张:你觉得中国男人和西方男人的区别有哪些?

凌:中国男人还不讲究穿衣服,第一是还没有一种危机感,但这也是文化的变化,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女人也是不讲究穿的,但是现在女人们对穿很讲究。但是男人还不行,过一段时候,社会逼迫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会改变的。而中国所谓的大男子主义,好多是教育的问题,几千年的文化也没变法很快的改变,如果是中东、非洲的男人更大男子主义,这也是社会的问题。

张:那你喜欢东方的女性还是西方的女性?

凌:我自己认为都好,像是脸、身体,好看就是好,中国的美在欧洲看很漂亮,欧洲的美女在中国看也是很漂亮的,我以前在欧洲时的女朋友都是欧洲的,在那个环境里我习惯了。在中国顺其自然就好了,我的审美是比较开放的,只要好,对我合适就好了。

张:那你画美女是因为你感受到的美女多了么?

凌:对,可能感受到美女太多。因为我走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美女,现在回来,突然在我周围发现这么多美女,所以很刺激。但我现在画所谓的美女,也不是因为要画美女而画美女。这只是一个我创作欲望的体现,里面的内容可能是目前社会的状况对我的一种反应。

张:那你觉得现在当今中国女性有什么特点?

凌:中国的女性还是属于青春期,很简单,我在香港时,一看就知道哪些是来自大陆的女孩子,她们都穿得特别时髦,全是所谓的名牌。中国的女性像八十年代生人,还是很自我的,很健康,也很自信,这就造成一种美感。相对西方来说,她们普遍太追求物质,因为这些对她们还是新鲜的。比如开什么车、用什么化妆品,女人在年轻时还是特别需要这些。另一方面,的确是这些事物很新鲜,也的确很好看,这种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

张:那你喜欢追求物质的女孩子吗?

凌:我认为这种追求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是非要穿什么不可,这就是我认为的某种贫穷,所以我不喜欢过于追求物质的,那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穷。

张:因为你的画比较注重美感,那你个人是更重外貌还是内涵?

凌:我认为外貌和内涵是一致的。有的人虽然漂亮,但是你接触她以后不会觉得她很美,她只是年轻而已,如果有内涵,有一定的层次和文化基础,再加上外表的美丽就更美了。有些人并不是很好看,但她有一种很美的内涵,再加上知识、修养、社会的环境造成了她的一种美感,这个美感并不是眼睛大一点小一点而已,是那种状态。

张:那你觉得哪些品质最吸引你?

凌:我想一个女人应该是智慧的,智慧的女人对我比较有吸引力,然后善良也比较重要。外表当然也应该好看,但所谓的好看是很难说的,实际上也是和她的精神和智慧有关系。

张:你觉得你画里的女性们美丽么?

凌:模特应该和我有一个交流,当然眼睛不能斜。她的眼神和嘴的表情、身体的动作应该是比较协调的,再加上画面的内容和颜色传达出的东西,整体的协调会造成一个美感,也带来很融洽的感觉。

张:就你个人来说,你向往你画的那些美女么?

凌:我爱我画的每张画、画的每个人物,只有这样我才能画出来。我爱她们,但是只是一种艺术的爱,只是创作的一个过程,这种所谓的爱只是在画室里边的感受,一种精神、审美的感受,或是性爱的感受。但是这个爱就像所谓的博爱,听上去很傻。但创作一个艺术品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很神圣的,一个画布就是一个形象,如果能在形象上给她一点点灵魂,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高尚的,但是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

张:那比如你画的那些男孩子,你喜欢他们么?

凌:我喜欢他们的气质,好像有点gentleman,特别坦荡、自信的感觉。当然外表、眼神有点伤感的样子,是那种表露与不表露之间的,好像什么都经历过的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

张:那你觉得你是那样的人吗?

凌: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想经历的很多也是生活的乐趣。但是这些应该是很坦然,很自信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才有意思。这是一种挑战性的生活方式,但是它是有原则性的,也是很刺激的。按这样一种风格去生活,一定会经历很多事情。

张:你认为性感是什么?

凌:女性的性感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我认为性感不是脸或是身体,而是一个整体,就是所谓的Pose,有些Pose就是性感,有些Pose不性感。这种身体的变化,肩膀、锁骨、胸、腰、头部扭动的状态,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有性感意味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具体说哪个Pose性感,因为这个Pose还得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对我来说,我更欣赏颓废一点的,或者是在文化基础上的性感。

张:我看你画里边的女孩子都是很瘦弱的,你喜欢那种瘦的吗?

凌:我认为瘦是因为年轻,一般来说年轻时会比较瘦,这是很自然的,青春会造成这种果实般的新鲜,像蔬菜水果一样,新鲜的就非常有诱惑。青春的女性也有这种诱惑在里面。

张:那比如说你交女朋友,也喜欢交年轻的吧?

凌:我一般都是找比我小的,但是小多少就要看精神上能不能沟通,也有一个极限,就是法律上要求18岁以上的。

张:看你的画,有些是蒙着嘴、留着血等等,对我来说,有些fetish的感觉。你对fetish怎么看?

凌:它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各种文化里都有fetish。这是一种方式,一种动物性、人性融合的东西。我喜欢的是那种刺激性的方式,但并不极端。中国传统的文化里的比如说“缠足”比我画的要极端多了,“缠足”对我来说是非常恶劣的,我可以理解封建社会极端性的性变迁,但是还是认为这是耻辱的。还有像阿拉伯这样把女人全部包起来,这也是一种耻辱,是不文明的。但我画的这些,虽然是颓废的,但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时尚的。如果你看当今时尚,他们也有很多的fitish,我想我喜欢看这种Fitish类的东西。我住在欧洲那么多年,见了很多,所以我对这些有所感受。

张:那Fetish对你而言也很具刺激吧?

凌:你说的是对作品的刺激还是对性爱的刺激?我想我先试一试再告诉你。

张:您觉得性对你的创作重要吗?

凌:性对我的创作很重要。这是上帝安排的,这样才会繁衍后代,在我们的本性、本能下,一个好的性,会让你的灵魂上升到一个高度。一个好的创作也就像性高潮一样,它是超越的状态,我喜欢这种状态。

张:那女人对你的创作和生活会不会有影响和改变?

凌:我自己决定我的艺术,我生命中的女人会对我有影响,但是不能决定我的创作。

张:感情在你的生活中很重要吗?

凌:感情很重要,因为人是情感动物。只不过有的表露,有的隐藏而已。世上的人如果不谈情感的话,我想会有点可惜吧

张:你现在最想要什么样爱情呢?比如说激情的还是比较温暖平和的?

凌:最好是都要。

张:可是很难有持久的激情啊,感情过一段时间总会慢慢地平淡吧?

凌:一般的情况下,可能会淡漠,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两个人的发展方向不一致,另一个原因是一个物理性的反映,那种新鲜感慢慢减少了,所以造成了无聊。但是如果两个人能够恰到好处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持久的激情,但这种也比较少有,就像每天喝香槟、穿差不多的衣服也是很烦的,激情也是一样的道理。所谓的爱情是一个矛盾,现代生活里有这样的矛盾,就看你选择什么了。

张:那你会怎样选择呢?

凌:如果社会上没有伦理道德或是责任感,或者说人更动物一点的话,分手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得多一点。受的教育越多,就会越多考虑这些,造成的延续性就会长一些。我是在一个社会环境里生存的,我就要考虑到这些。我经历了很多。

张:有过很多女朋友?

凌:我经历的很多,所以……

张:您最长的感情有多少年?

凌:四、五年吧,我希望十年、二十年或更多。不是每个月换的。有人觉得我是花花公子,没有吧?

张:因为很多人认为艺术家都会比较花。

凌:这是一个偏见,或是认为艺术家是疯子或酒鬼,这都是偏见。有的艺术家这样,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艺术家,所以大家认为艺术家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艺术家都有,也有保守的。这都是特别笼统和表面的,就是有人带动的错误的社会形象。

张:你现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谁?

凌: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我,完全是以我为中心,我的生活肯定是我的。

张:你觉得你是的孝子吗?

凌:我想我应该是孝子,你的父母对你的爱有多深,你就会报答多深。这是真实的感情,他们给你多少,你就会给他们多少,人和人都是这样的。

张:你觉得你有责任感吗?

凌:我们应该是有责任感的,如果没有就另当别论了。对社会有责任感,对家庭有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有责任感,这都很正常。

张:你信佛吗?

凌:有句话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人是有灵魂的,从精神上讲,当然不是从物理角度来讲。佛教或是基督教之类对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很深很重的影响的,我认为佛教对一个人生活、做人有它的益处。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益处,否则不会延续到今天。这是自然界的选择,有意义的事物就会延续,没有意义的就会慢慢消亡。

张:那你信佛的话,你相信轮回吗?

凌:我相信轮回。

张:如果这样,你来世变男性还是女性?

凌:我想还是男性。

张:为什么?

凌:我喜欢主动。

张:你喜欢主动,在任何方面?

凌:差不多吧。

张:那如果一个女孩子对你特主动,你不会就吓跑了吧?

凌:当然不会,就是看她的主动能不能让我也主动啊。

张:你曾经有过这么多女朋友,你从小也是一个挺受女孩欢迎吧?

凌:为什么呢?我不是一个小白脸。喜欢我么?我不知道。

张:你肯定知道。那你最满意的是自己身体什么部位?

凌:我的头发。

张:你吸引女孩子的地方是不是也有头发?

凌:我不知道。我想不会。我就留长发,觉得好玩儿。

张:那你剪过头发么?

凌:好几次,光头都剃过。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所以他要求我短头发,但是我就喜欢长头发,这好像是挑战,这种挑战在家里不被允许,而自己上北京来以后就可以了。但上学的时候,长头发的人不能参加每个新学期的报名。当时我们这几个一起玩的同学都是长头发,就一起去理发店,全都剃成光头,回来就可以报名了。在欧洲的时候是最长的,1米多长。那时还加两个辫子,像印第安人那种。

张:你平时比较关注什么?

凌:所有的。比方说音乐、电影、政治、时尚,还有看书、美食、美酒、美丽的鞋子、美丽的衣服,都喜欢。现代生活里面,对好多东西的关注是很正常的。

张:您平时看时尚杂志么?

凌:看。

张:你的画很有时尚的感觉,那你对时尚的理解是什么?

凌:我想时尚就是一种诱惑,同时性也是一种诱惑,理想也是一种诱惑。时尚之所以为目前特别大的诱惑,在于有不同的物质、审美、性和时代感,还有占有欲,所有这些都会在时尚里很清楚的表现出来。所谓的时尚不是只是穿衣服的问题。时尚有家居时尚、车的时尚,电影的时尚,每一种都有时尚。而且时尚也不是简单的指名牌,时尚就是一种诱惑。

张:那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很时尚呢?

凌:我想我是,并不是说我总是在赶时髦,因为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时髦是什么,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标准的“时髦”。但是时尚,我想是那种超前的时代感。我对落后的事物不感兴趣。

张:你觉得时尚是诱惑。你觉得你是一个经得住诱惑的人吗?

凌:抗拒诱惑是很难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选择而已,我选择什么对我有诱惑,什么对我没有诱惑。比如说做一个最好的作品,这个对我也是一个诱惑。如果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或是什么表现得特别到位,或是令人惊讶的艺术结构,这些都是很刺激的。

像其他的诱惑比如说性的诱惑、物质的诱惑、权力的诱惑等,都是象野火一样,是没完没了的。因为我在欧洲待过,也去过好莱坞,那些地方的诱惑太多了。这种东西太多的话,我想也是不健康的,不健康就是说太累、太辛苦,也无聊。比如说美女,“天涯何处无芳草”,比如我现在去蒙古、去西藏、去非洲,去森林,去哪里都能发现美女。如果你有眼光的话,美女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物质,你如果觉得在北京、上海就算有钱了,但你如果到巴黎、纽约,钱多的人有的是。权力也是,有个完么?我认为,每天被这种诱惑牵着鼻子走的话,这个人肯定是很傻的一个人。

张:那你以前有没有被某种欲望纠缠过你?比如你想得到一个东西或是一个女人之类?

凌:我想要的都得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追求女人,追求的只是自由,我自己选择我要做的事,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想追求女人的话,按道理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年轻的时候对物质也不是那么重视,我那时都是带很少钱的,就背一个旅行袋,什么都没有就上路了。

张:那你觉得现在自由吗?

凌:一定程度上,我想比以前好一些。

张:您现在还认为最重要的是自由吗?

凌:我想现在最重要的是年轻。

张:那你希望自己恢复年轻吗?

凌:我现在也年青啊!我想真正的保持年轻,不只是身体的年轻,还有精神状态的年轻、思维方式的年轻。年轻是一种生命力,包括身体、脑子、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当然我也会慢慢的有危机感。所以感觉年轻很重要。我要尽量的保持并享受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