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Josef Ng

当代艺术和文化的地理中心，无论其在何处，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借着音乐、视觉艺术和现场表演的文化升级，灵感从巴黎辐射到了纽约。这种影响在西方世界一直持续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开始在当代文化的走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如今，西方独霸文化世界的格局已经受到了一股来自新生的、快速发展的未来力量的挑战——这就是整个亚洲。

自从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波及到中国，对于个性化的追求便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开来，成为了一个高度以消费为导向的信息化社会的符号。特别是在诸如北京、上海、成都等大都市里，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观念的交融正在成为一种标准——城市人开始投身流行文化；农村妇女爱上了紧身衣和口红；而男人也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了。一面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一面是奢侈品的大行其道，这是一种对于物质变迁的完整探索。

对自我的修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他们将对于生活方式的追求投入到了打造个人完美形象、举止和风格的革命运动之中。简单说来，如果外表能够杀人，我们将在中国街头见到比这个国家从象征意义上发源的那种颜色更多的红色。 毕竟红色现在是，将来也仍将是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在五十年前团结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根源——的象征色。

然而，如今使这个国家团结起来的东西（或者应该说团结起大多数国人）是这个不断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打擦边球的中国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巨大的传统根基与现代变化之间有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就像中国其他领域高速进行的产业发展一样，这个国家的视觉艺术从呆板的社会现实主义传统发展到了无拘无束的多元化探索之中。在对于传统认知和跨文化转变之间的冲突的回应中，大多数中国当代艺术表达了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现实性的敬意。

作为一位艺术家，凌健的职业生涯与这种转变之中、推陈出新、分化再分化的创造过程不谋而合。曾在北京接受教育的凌健移居德国汉堡二十多年，两年前才刚刚回到中国的首都，与他祖国的社会重新接轨。

出生于1963年的凌健在其作品中融入了肖像艺术的审美，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主体。据他的话说，他笔下的人物都来自于他的日常生活，来自于他的所见所感。也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在国外居住了这么多年的艺术家，凌健也是在对他身边所发生的品味与价值观的惊人转变加以回应。凌健的绘画将焦点投射向人物面部的丰富魅力。通过在圆形画面上对于正面肖像的描绘，我们不由自主地被这些比真人大小还要大的形象所吸引，这些形象看起来如同存在于现实与想象之间、差异与变形之间。西方人的容貌和狭长的眼睛、骨感的身材这些更属于东方人的特点完美的结合着；甚至连佛像也被长长的睫毛、殷红的口红这些女性化的特点而世俗地优雅化了。

在其早年以佛为主题的系列绘画中，作为一个虔诚佛教徒的凌健展现了一个变化的情形，其中的精神驱动力从物质欲望与完美中倒退了一步。这是一个敏锐的寓言，展现了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多么的脆弱，它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外表，或者更是对于美丽如何被打造成受人渴望的国际代名词的幻想。换句话说，“对于美貌和物质完美的渴望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对于精神完美的追求。”看到这一系列的绘画作品，我们发现自己处在现实与幻想交汇的中间位置上，在这里现实成为幻想，而幻想成为现实。

不仅他的新现实主义绘画技巧使其作品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凌健还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他对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元素的标准与平庸的理解。他竭力打造他对于智慧与幽默、梦想与讽刺的观点，这些内容就生活在他的笔触中。在其早期的两幅名为《亚洲时尚萨拜娜1和2》中，我们看到在其中一幅画中是一个高加索女人将她的手指轻放在她脸部的上半部两侧；而在另一幅画中，她的手指似乎被向后拉了一些，这样创造出了一双狭长的眼睛，一种通常与中国人相联系的面部形象。与此同时，在他的艺术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停留在单一经验层面之上的。那些颜色、环境和表现等方面的调和，以及更为微妙的诗意化表现和明暗比喻都为观者带来了想象的空间。在他早期肖像作品的重要成功基础之上，凌健近些年开始逐渐从面部肖像向全身表现发展。

凌健对充满了社会复杂性的现实生活的个人反应加以表达，继续用画笔展现着外貌加工过了的男人和女人，尽管后者画得更多一些，将他们释放于这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物质世界之中。他的对于这些时尚优美的装束与风格举止的与生俱来的理解成为了他创造的形象所依托的假象的价值观基石。在他于2006年开始创作的新作品系列中，凌健将讽刺和智慧的态度与在他今天所生活环境中似乎固定了的理想化（和偶像化）的客观存在结合在了一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显然，这是一道由不断大量涌现的媒体广告和时尚生活方式杂志所迷惑的风景。而这些广告和杂志被引进中国也仅仅有十几年的时间。

在他定义的女性的物质世界中，她们使得所有的精致与阶级优越的象征符号黯然。她们白皙的皮肤、骨感的身材、从玩偶般的短发到如丝般的长发，都成为了闪耀光芒的珠宝和精致服饰的背景。不仅如此，在他所有创作的人物中，无论是双唇间衔垂着巨大的宝石饰物，还是朱唇半启吸吮着樱桃，抑或仅仅是那种诱惑的凝望，无不流露出一种情色的意味。同时他添加进广告中带有共鸣的怀旧元素，创造出一种无论是决然姿态或是静态冥想中都会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官能的性感。这些总是沐浴在一种朦胧的自然光线下的、静态的谜一般的人像，一直是凌健绘画语言中的本质所在。

就像艺术家本人所表达的那样，“女人是一种特别环境下多种个性与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这是为什么说女人引领着这个时代的变迁。”2

我们还可能注意到男性形象在凌健的艺术作品中不常出现，而当男性形象出现的时候，他通常仅仅是作为必要的补充而加以存在，以建立起一种当今美学中男女平等的态度。

这些画作还在传统层面以及决定层面上展现了新的个性，实现了对于一种特别的生存和生活感觉的清晰表达。这包括了对于当今时尚与配饰潮流的关注，是这些潮流将这些美丽的人变成了文化标语，“极致精致，终极敏感”。但是作为一种构成方案，不是所有的形象都是至臻无暇的。凌健不仅对现实、身份和不完美加以承认，同时还允许脆弱与次要的东西显现在他的画作之中。尽管她们有着幻境般的形象，但是看起来脆弱而无辜。这既有如血液一样的眼泪从脸颊上滚落、在手臂上渗着鲜血的绷带以及它们在身体上留下的退色标志，还有刺入她们嫩滑肌肤的小小旗帜留下的流血伤口的印记。所有这些带有意义的痕迹都在他的作品中显现出来，其中包括《别为我哭泣2号》，《北京酒吧3号》，以及循环的《不爱红妆爱武装3号》等等。

这些肖像在艺术家对于这个国家当今社会文化变迁的富有穿透力的观察中变得引人注目。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正在从老旧、腐朽的中国跃升到今天的资本化的环境中。而这正是在这变迁中的宏大外表，它既不被这两种状态所接受，同时也因这两种状态而发抖。在这种环境下，凌健通过他的画将自己放在了世界的交叉路口，让不同思想在此汇聚。

绘画艺术经常利用人体作为表现大千世界的支点，使它成为度量所有事物的标竿。总体来说，这些面孔与姿势能够定义新中国的“美”吗？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成为我们物质饥渴的社会中的理想追求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用对于“美”的精确定义为个人穿上紧身衣。就像凌健曾经说的那样，“在我画中的这些‘美丽的男人和女人’仅仅表现了中国人和他们对于新民族主义和他们驾驶关于审美观的新发现的满足。”

凌健的艺术动力本质上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这些绘画作品一端是一种朝向魅力情节剧的动力，而另一端则是朝向情色政治方向前行。从社会文化环境的细节延展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表现，都将其塑造成为对于在当地和世界范围内不断变化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探索过程。